春雨下的公民課

 

歷史教育的價值在於，讓人知曉他們從何而來，才能為當下劃定座標，也才有可能定位未來走向何方。歷史需要思辨，人們才有機會建立價值與觀點。但是教育部的課綱微調，竟是積極地限縮、割裂與營造單面向的史觀，甚至意圖給予標準答案。

公民教育的意義是，讓人瞭解民主社會裡公共的精神、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以及讓人可以、也願意跨越私領域，走進多元且彼此尊重的公共領域，關心公共事物與議題，成為真正的公民。但是教育部的課綱微調，竟是違背民主的程序，缺乏資訊與議事的公開，甚至漠視教師基本的公民參與權。

當教育的中央主管機關反歷史、反民主，公民豈能沈默？

一群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在年節期間，自主地發起「公民教師行動聯盟」，並在2月5日上午，對教育部主導完成審議的「語文與社會領域課綱微調」進行陳情行動。

這是台灣社會一堂真正且實在的公民課，因為公民教育是實踐的教育而非宣講的教育。而在教育部門口的公民實踐行動裡，讓我們看見公民教育的真正人師，而不只是經師，台灣社會應該慶幸，我們有「說到做到」的公民老師。

這些老師的訴求非常單純，包括暫緩微調課綱、重啟公聽程序；反對黑箱審查、落實程序正義；廣納多元意見、尊重學術專業。這些訴求，只是民主社會的ABC，也只是公民社會的基本道理而已，但台灣的公部門行政體制卻大多與此基本道理背道而馳。

相對於這些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教育部卻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推動公民教育，卻以反民主、反公共領域的方式，保守獨斷、威權荒誕的進行課綱調整。坦白地說，這不僅反教育，甚至是霸凌教育。

春雨忽大忽小的2月5日上午，我在教育部門口，參與並見證高中教師的行動。有幾位老師向我致謝，我告訴這些老師，我只是來補上一堂實實在在的公民課，所以，是做為學習者的我，應謝謝這些老師才對。而這一門真正的公民不服從課程，才剛剛開始，需要更多師、生來參與，履行公民的權力與責任，公民社會才會真正落實。

 

經濟發展讓環評背黑鍋

台灣社會長久以來有一種信仰，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不需也不要問為什麼。所以，為了經濟成長的目的，任何阻礙此一進步的人、事、物都要被掃除。

發展的信仰有兩支令旗，一是市場決定，一是科技決定。強調市場效率與科技至上，放任財團無限制的追求利潤，並認為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此外，發展的信仰也控制著一雙門神，一是代議政治，讓政客掌握權力，不斷為發展制訂友善的遊戲規則，另一是科層官僚，善用專業的訓練，為發展做最精準的服務。

日前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召集部會討論環評制度，意圖讓開發與否改由事業主管機關決策，這其實就是將環評廢除，因為所有開發案的事業主管機關本來就是決策者，而且早已決定「要開發」，才會送環評審議。此外，國科會主委的妙喻其實是胡扯，中科四期根本是強要、硬上二林基地，再藉此搶婚、逼婚，而法官的判決只是撤銷這張野蠻的結婚證書。而值得檢驗的是，環保署的態度是槓上其他官員還是直接獻身，建議環保署應登報並以數據說明歷年環評審查與認定不應開發案件數，以及環評通過審查之比率，證明從來沒有「環保牆」。

獨立審查接納多元

地狹人稠的台灣社會，在發展的信仰下，長期作為全球產業分工的生產基地，故天空、山河、海洋、國土與人民，都只是發展的「工具」，可以天經地義的葬送。而無止盡的發展蠶食鯨吞賴以維生的命土根基，猶如吞尾之蛇，不要明天也沒有明天，這是悲劇的開始。

筆者認為，經濟發展下的台灣環境早已失衡，而行政院的討論只是證明政治力量的確是發展幽靈的守門者。此外，阻止開發腳步的從來不是環評制度，而是逐漸累積的公民社會力量。因此，環評制度不應回歸事業主管機關，而應建立獨立的審查機制，遠離政府的制約與牽絆，並且透過民主的程序接納人民的聲音以及多元的價值論辯。這才是真正的永續社會。

本文刊登於2012/11/19蘋果論壇

929國際反迫遷日寫在士林王家前

社會運動，是守護、捍衛或建立社會基本價值的努力，但所有的社會實踐者必會面對質疑，不論這些質疑多麼盲目、虛浮及愚蠢，我們當然要回應。

反對「發展」嗎？我們從沒有反對發展。但是，我們反對沒有明天、不要明天、葬送你、我共同未來的發展。而出賣土地、環境的血、肉與靈魂，正是數十年來的發展模式，從山陵、海洋到平原。

反「商」嗎？我們從未反商。但是，我們反奸商，反倒行逆施的財團治國。而國家淪為財團守門員，為其掃除障礙，令其淘空一切，正是最最冥頑的邪靈。

反「民主」嗎？我們當然沒有反民主。但是，我們反對假民主之名，卻摧毀維繫民主社會運作的最根本價值。而浮濫的徵收、動用警力的拆遷，正是侵踏人權的蠻橫暴行。

所以，我們當然不能接受「犧牲別人、成就自己[1]」、「國家暴力[2]」以及「耳語、放話與抹黑[3]」，更是痛惡「該拆的不拆、不該拆的拼命拆[4]」以及「拆了人民的房子，卻躲到建商之後」。

朋友們，台灣社會遍地烽火，我們只能疲於奔命。站在王家貨櫃屋前，只有感謝。感謝王家的堅持與勇氣，感謝年輕朋友的陪伴與守護，感謝彭龍三大哥的奔走與訴求，感謝所有關心王家的人所做的一切。因為這一切，台灣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主社會，民主的根本價值才能夠傳唱，而這些價值，正是所謂的專業、律法乃至國家行政之所以生、所以死的根本核心。

拆掉美麗灣的方法與讓大埔張藥局留下來的方法，以及讓王家就是王家的方法，從來都一樣。拜託也懇求，每一個社會力量，站出來，再站出來，通通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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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家從來沒有犧牲別人，但建設公司與同意戶卻要求犧牲王家來成全自己。

[2] 當制度成為暴力，當警力成為暴力，大埔毀田、王家強拆，都只是縮影。

[3] 這是文林苑發生迄今，令我覺得最可惡也最在意的事。不證明而一味的放話，這是爭利與比壞的惡鬼道。

[4] 美麗灣該拆不拆，王家可以不拆卻暴力強拆。

做官的？或是做事的？

如果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計畫是一齣戲，那麼從2008年11月由行政院核定後，到2009年通過環評與區域計畫委員會（土地使用變更與開發許可）審查，演變至2012年確定友達不設廠，台灣社會所有觀眾見識到一場醜陋、離譜甚至驚悚的荒謬劇，且騙局一路發展至今猶未已。

5月14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舉行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總檢討公聽會，從園區選址、國土規劃、水資源分配、地層下陷、高壓電塔安全、地方發展與成本效益分析等面向，釐清中科二林園區究竟是不是一件對的事。很難得國科會朱敬一主委全程參加，並公開說他進政府體制「是來做事情的，不是來做官的。」好極了，做事或做官是可以檢驗的，而當下中科四期正是最佳的檢驗時機。

二林園區的籌設，表面上是為了落實馬總統愛台12建設競選政見，實則是政府為滿足企業（友達光電）需求，並且對地方政治派系釋放眼前利益（如都市計畫與公共工程），所做的「政治決定」，並透過國家機器，上從行政院、環保署、農委會、營建署，下至中科管理局、農田水利會等的集體使壞，奪取農業生產環境、犧牲人民健康（特別是彰、雲地區）、劫掠相思寮家園、強取溪州農業用水，並且債留世代（截至2009年12月底科學園區作業基金負債1233億），這是典型的劫貧濟富、劫全民濟少數的迫害行為。

三個多小時的公聽會，朱主委不可能不瞭解專業文官如何為政治服務、中科四期凌虐了哪些人、掠奪了他們多少家當。但朱主委竟說「走到一半的計畫無法停下，只能依法行政」。好個台灣社會熟悉的說詞「依法行政」，聽似有理，實則不然。友達既然不設廠，中科四期環評與區委會所通過的計畫目的、用地需求與計畫內容已經不存在，目標雖然消失，但為了達到原目標的方案與策略竟可繼續執行，這樣的「鬼」計畫還要將錯就錯，繼續依法行政，這樣的國科會主委任何人都可勝任，何需朱主委？

又朱主委宣稱絕對遵守《環境基本法》第三條「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並表示願意全部承擔。但問題是承擔什麼？該承擔的不是責難（沒有意義），而是責任。朱主委不僅應善盡國科會的職責，更當扮演知識份子矯罔與撥亂的從政良知與良心。針對中科四期朱主委當下該做的事很簡單，第一向社會認錯並道歉（特別是相思寮與溪州農民），其次全面停工，第三相追究關人員行政責任，其四計畫總檢討。而不是加入共犯結構，甘願扮演（為原計畫）擦屁股的角色，甚至一起使壞，瀆職圖利，滋養地方利益臍帶，讓彰南農業生產帶徹底終結，台灣社會公道徹底消失，一路沈淪到底。

讀書人啊，不該再繼續編織騙局，自欺欺人，愧對天、地、人、神。無怪乎吳晟老師在會場中淚眼哽咽、大聲疾呼。中科四期該回歸原點，落幕了。

朱主委，我仍願相信您是做事的，而不是當官的。也請您說到做到，讓我們相信，您是。

誰的美麗與哀愁？

文林苑都更案尚未落幕，依據我的觀察，土地管理與都市計畫學界普遍認同（至少接受）都市更新條例的確有問題，必須進行變革。但是最令人驚訝的卻是從業者（公私部門、直接或間接），甚至部分正在接受養成的學生（大學或研究所），或多或少展現出難以接受的沮喪、低迷甚或反抗，這些專業者似乎把自己當作「受害者」。我不由得起疑，都市再生原有的美麗為何會搞成如此這般的哀愁？而面對社會的質疑、批判與反省，正是專業自我辯證與前進的開端，為何會以抵抗取代反思、以護衛取代變革？

都市更新（或再生）到底為誰而戰、為何而戰？這是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專業者的首要命題，也是都計與都更專業的根本精神與社會價值所在，亦凸顯專業者或從業人員的社會功能與職責。簡單的說，整個社會希望藉由這個專業達成共同的理想依歸，然而專業從業人員達成這樣的社會價值與職責了嗎？

都市計畫法第一章總則中第一條「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特制訂本法。」第六章舊市區之更新第六十三條「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對於窳陋或髒亂地區認為有必要時，得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圍，訂定更新計畫實施之。」又，都市更新條例第一章總則中第一條「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訂本條例。」第二章更新地區之劃定第五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

凡此，可見都市更新必須回歸都市計畫，與都市發展連結並在都市計畫的精神與內涵下執行，此外，亦揭示了都更專業的基本價值與目的，這是都市更新的「應然」，但「實然」卻不僅不是如此，甚至竟扭曲了「應然」。簡言之，台灣社會都更的實踐必須檢視幾個問題，第一，都市更新與都市計畫連結了嗎？符合都市計畫的精神與規範嗎？會否造成都市計畫的失控？其二，都市更新是「有計畫」的再開發利用嗎？真能復甦都市機能、增進公共利益嗎？是否將老屋改建視為改善居住環境？第三，都市更新地區劃定前，有先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嗎？都市更新地區計畫符合都市計畫嗎？而都市更新單元劃定符合都市更新地區計畫嗎？

以上諸問題，倘若答案皆是否定，那麼就必須追問，這個專業到底如何操作，以及到底是什麼在操弄這個專業，讓它距離其社會價值與職責越來越遙遠。

從都市計畫到都市更新地區計畫再到都市更新單元劃定，若不需有任何連結，那麼都市更新單元的劃定就變成實施者得以恣意而為的圈地行為，而凡是被圈囿的地區皆成為叢林戰場，更貼切的說，是一場打爛泥仗的競技場，場內盡是利益的競逐，參與者（住戶與實施者）往往都把自己當作是羊，而認為對方（實施者或住戶）是狼，總認為自己吃虧而對方貪婪，因此必須一再的用盡各種方法證明別人很「壞」，卻不需（或無法）證明自己很「好」。這其實是弱肉強食的野蠻遊戲，把人性最陰濕的一面毫不保留的展現，而難道這會是「城市再生」的本意？文林苑案乃至其他都更案，都是這樣的走馬燈，轉不停啊轉不停。

當核心的精神、價值消失殆盡，只剩下市場與效率，追求利益極大化與抵抗極小化。因此，劃出都市更新單元之外，反而成為某些住戶的宏願。

都市更新為何發展至此？因為主事者（政府）抱持速食與功利的心態，急功好利的將之視為政績，因此必須炒短線，包括以容積獎勵釋利，讓實施者與住戶願意進場逐利，並且不斷增加實施者的主導性，因而造成資訊與權力的不對稱，都更的天平極端傾斜。最終，都市再生被簡化為老舊建物改建，而更恐怖的是人心的失控與城市的失控，成為城市發展的最大苦果。

一旦都市更新原本的價值與理想消失，成為不重要的假象與虛幻，真實僅剩功利、速食、效率與利益，可以預見都更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而這樣的專業真的沒有問題嗎？這樣的操作不正在顛覆自我專業嗎？甚至有些從業者抱怨，為了促成都更案，必須辛苦的陪住戶吃飯、哈拉，若真的如此，都更的實踐真的是遠離民主、專業與再生，從業人員不知為何而戰可見一斑。

再往源頭探尋，作為一門應用的專業，其實專業者的養成場域--大學的價值早已面對挑戰而岌岌可危。試想，如果進大學的目的簡化到只有拿文憑、有工作、賺多錢、混口飯，那麼攸關人的價值、理想與涵養的教育如民主、人權、正義、公益乃至社會人格、思辨能力等，對學生而言不僅不重要，甚至是「不要」，而真正需要的只有知識（標準答案）、工具、技術與法條，令其就業後只要上級做出決定，即可善用技術依法行政為其達到目的，這很像技職教育，但更像極了電影《機械公敵》中整齊行列的機器人。

日前，一位長期追蹤報導土地徵收與都市更新的媒體朋友來電，問我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為何常常不考慮既有的人群與生活方式？為何往往驅離在地的人們而引進新駐人口？為何總是強迫原有居民必須服膺新的空間秩序？還問，專業者為什麼沒有一點點「人的思考」？並說「只要一點點就好了，台灣社會就會改變了。」這句話在我的心底盤旋不去，土地管理與空間規劃專業者都必須質問自己，並試著自我解疑。

誰是釘子戶？

文林苑都更案最令人無法忍受者，是逐利者對王家的醜化，並透過媒體與政府一再指稱王家為釘子戶。

Ecology（生態學）一詞中的Eco希臘文原意為房子、居處或家務，而生態學的論述無非從棲所的營造與構成，到成員與環境、成員與成員的關係，再到交相的作用與影響，我簡單的稱生態學為一門研究「家」的科學（家的尺度可大可小），讓當代人類對家有了科學性的認知。

人文主義地理學則將家園視為人積極參與、直接關懷且不斷賦予意義的「存在空間」，透過生存與生活經驗而生成一種瞭解與被瞭解的熟悉感，並因之形成自我認同與家人認同的基礎（認同感），更可能因為安身立命的安全感而產生深層的依附，而人對家園的在乎、關懷與責任感由是而生。

生物演化與變遷往往是由克服萬般阻隔的遷徙行動開始，並藉由拓荒、移墾以及環境的挑戰與篩選，而最終向土地認同者，有人稱為馴化，有人稱為當地化、土著化，其實這才是實實在在的本土化，有一個英文單字很貼切叫rooted。

產權獨立的王家，雖只是凡常市民，卻是透過六代的生命經驗與生活實踐，具體展現出生態學、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內涵。依此認知，就會瞭解王家兄弟為何不斷強調「土生土長」，並會彼此約定好，一定要保留祖先的遺留以及兄弟共同的「人生記憶」，那是世代的連結與承諾，是對家的責任。而這樣的台北城發展與變異的見證者，竟成為城市發展下亟欲剷除的釘子戶，成為文林苑都更案所有壓力的承擔者，更成為所有同意戶的敵人以及漫天要價的貪婪者。

如果王家叫做釘子戶，那麼釘子戶一詞在台灣社會有了新意，絕非惡名而是美名。所有在自己土地與家園土生土長、安身立命、頂天立地，且珍視先祖的傳承與自我生命經驗的人啊，都是釘子戶。

文林苑都更案，讓人看見這個城市規劃、發展與管理的短淺與輕鄙，甚至是變態與邪惡的一面。所有市民或專業者當然有權力選擇支持或反對這樣的運作體制，但選擇之前，請先認清它。

利益極大化與抵抗極小化

問了一位曾當過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的朋友，依其專業直指文林苑都更案的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有問題，簡單的說，誰被劃進來、誰又被劃出去、為何非得劃入王家不可等，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而該都市更新單元將南、北側大樓及廟宇劃出，更新單元的完整性早就不存在（已不完整），因此王家劃入與否已與完整性無關。

為何如此劃設都市更新單元，沒有大學問，就是（實施者）利益極大化與（住戶）抵抗極小化而已，且利益的極大來自於最小抵抗（王家）的犧牲。將大樓與廟宇劃出可以提高同意率，讓王家成為孤單的不同意者，不僅有利於容積獎勵（王家僅二層樓），亦可「依法」進行多數決的操作，並將王家稱做釘子戶。

原來，都市更新的根本精神，城市再生與整體機能的復甦竟成為老屋改建與容積獎勵的遊戲，而公共利益則淪為更新單元內的逐利行為。那麼「都市更新條例」到底為誰而立法？是城市所有市民抑或更新單元住戶，都不是，而是更新實施者（建商）。既然更新法令站在實施者的一邊，那麼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與相關行政規則乃至個案的行政程序，是否能夠多站在市民與住戶（特別是不同意者）的一方，以文林苑都更案來看，顯然完全沒有。於是，天平極度傾斜了，弱者被「製造」出來了。

都市機能不是以外力進行老舊建物改建即是復甦，那只是外在的美容與整型（如同農村再生條例，以再生之名行建設之實），更重要的是，城市內在的社會、經濟與人文的連結，才是再生的原動力，換言之，實質的建物只是載體，承載的社會關係、社區網絡乃至家園的意義，才是再生的根基。但文林苑都更案在改建前已先將社會關係、社會網絡瓦解，而拆除王家更是斬斷王家與土地及世代（六代）的連結。台灣的都市發展與更新，竟是掃蕩、清除既有城市紋理，甚至由政府扮演推土機，讓更新的單元內的一切歸零重來。這當然不是再生，而是顛覆再生的權利遊戲。

反觀台北市，早是一個超級過度發展的城市，完全無視於環境承載與容受的城市發展，讓城市危機（風災、水災、震災、核災等）已非兵臨城下而是將隨時引爆。這樣的城市，本應有「減法」的思考與行動，但台北市卻一直在玩一種「多一點」、「再多一點」的遊戲（例如中研院強要202兵工廠案、遠雄與市府強要松菸巨蛋案，以及盆地周圍保護區面對各類型的變更案），容積獎勵是無中生有，是買空賣空，讓都市計畫體制失控，更是讓未來世代承擔苦果的不正義。更何況，台北市的容積獎勵早已浮濫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這一切的背後有一套運作邏輯，或可簡化的稱為「新自由主義」。因為信仰市場，於是改變遊戲規則；因為財團統治，於是政府成為資本家的保全；因為劫貧濟富，於是貧益貧、富益富，且不斷創造新貧者。我的憂心是，有多少年輕而懵懂的專業者不自覺的成為這個體制的工具，心甘情願且心滿意足的提供技術服務只為達成目標，並對反省此一運作框架者冠以「反商」之名。其實，不是反商，是反商治國。

歸零的思考

偶爾還看到有線電視播放90年代電影「野蠻遊戲（Jumanji）」，在危險卻炫惑的遊戲中，叢林與文明不斷交錯而危機四伏，而遊戲規則明訂，必須回到原點遊戲才得結束。我不禁要問，當代（科技）文明與文明以前，到底誰才是野蠻？且當代（科技）文明為何不見「回到原點」的思考，遑論行動？

2012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後一年，台灣民間社會發起北、中、南告別核電遊行，名為「歸零」。行前數日，地球公民基金會伙伴來電詢問，當天是否上戰車宣講，我真的很想單純作為一個人、作為2個小孩的父親，帶著家人歸零行走，所以婉拒上車。

我的2個小孩，一個5歲，一個3歲。行前一天，為了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上街遊行，也為了鼓舞他們堅持走完長路，我說了個故事給他們聽，從用電、發電，說到核能、核廢。坦白說，核電真不是個好故事，我說得極為生冷，直到達悟人在故事中出現，孩子才張大眼眸、綻露笑齒。但當他們知道達悟人的家園竟被放了核電廠的ㄥㄥ（排泄物），3歲的弟弟立即衝進書房，跑出來時手中拿著台灣立體圖，問我達悟人住在哪裡？我指了蘭嶼，又指了金山、萬里、貢寮與墾丁，讓他們也知道核電廠的座落位置。5歲的姊姊問「怎麼（離我們）這麼近？」我試著說明當輻射外洩與擴散時，我們根本無處可躲，於是姊弟倆又異口同聲說「那我們怎麼辦？」「那達悟人怎麼辦？」

我沒有回答，只默默告訴自己「所以要走，要努力的走，要真誠且嚴正的走」。但是，這些問題，為人父母者，必須回答你的子女，不管你的子女是否問你，你都有責任。社會大眾必須回答達悟的朋友們，不管他們問或不問，你我都有責任。政府必須回答我們，不論我們問或不問，因為這是政府的天職。

3月11日當天，北台灣的雨時落時停、忽大忽小，倒是沿路依舊車水馬龍。3歲弟弟走在西門町就已經體力用盡，必須走一段抱一段；5歲姊姊一直走到館前路終於向我承認她沒力氣了，但仍想要堅持下去走到凱道，我告訴2個小孩他們的表現已經很棒，謝謝他們並開始說服他們回家。百貨公司前模擬核災警報，我請太太帶小孩回家（附帶一提，家的鑰匙在我身上）。

不安定的天候中，安定的走向凱道，途中環團朋友來找我上戰車，我還是沒上去（真的很抱歉）。腦中一再盤旋的是，日本311核災，是上天對台灣的「提示/現前」，台灣社會豈能見了棺材還不流淚。

歸零，我們才踏出第一步。雨又下了，頗大。雨中，我靜心祈祝福島，也祈祝福爾摩沙。

附註：謹向閱讀此文的朋友致歉，文中用了太多「我」字，寫得自己很不舒服，會努力改進。

給我尊敬的中間選民之二

我知道很多朋友對選舉無奈、抱怨或不知所措，因為台灣失控的兩黨政治充斥醜惡的亂（爛）象，包括：

1. 比爛、比壞：只要拼命證明對方很爛，自己就可以當選。

2. 要脅：用兩岸、中共、經濟等來恐嚇人民，若不…就會…。

3. 釋出眼前利益：請參考各政黨與候選人開出的支票。

4. 請你含恨、含淚投票：請參見選情新聞。

的確，這些爛象取代政見、取代希望，扭曲民主選舉的價值。

但是，我們還要繼續為兩黨比爛政治的溫床暖被嗎？我們真的還容許醜惡政客踐踏我們共同的未來嗎？

朋友，請為我們自己尋找出路，用不分區政黨票為台灣社會開一扇窗，突破兩黨醜惡政治，阻止藍綠爭鬥，避免爛象繼續發生，讓社會有機會踏上民主的常軌。

看穿了，其實台灣只有一個黨，姑且可稱做「資本黨」或「拼經濟黨」，真正的領導核心是比國家還大、大到不能倒的大企業，而現有藍、綠充其量只是派系爭鬥。這些人，只在乎盈滿私我荷包的金錢利益，以及掌握資源分配的政治權力，土地、環境、生態、農業、公義、世代等永世根基，有誰在乎？

如果有一個政黨，雖然他還很不像政黨，但他超越藍、綠顏色，懷抱藍、綠無可挑戰的價值，宣告環境生態與社會公義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基業，堅持阻止國家不要明天的反生態、反經濟與不公義發展模式，戮力開創島嶼回到永續正道的契機，實踐你、我、世代與未來可長可久的終極價值。請告訴我，為何不投他一票。

你可以說我是在為綠黨拉票，我不否認。但事實是，我在為我們共同的未來拉票，也為更民主的台灣拉票。拜託，拜託。

給我尊敬的中間選民之一

兩黨政治，執政者做不好，理當下台，做得很爛，更應該下台。倘若執政者做得糟透了，還可以不用下台，顯然這個政黨吃定人民，說得更白話些，台灣人民，他們對你「吃夠夠」，而你被他們「吃死死」。

站在路上，眼前的公車車廂盡是候選人的臉，我仔細看，看氣色、看面相、也看格局，那將是台灣社會未來四年的政治態勢與風光。我特別注意執政黨廣告，因為台灣社會已被他們的絕對權力惡搞了四年。候選人都面帶笑容，手或握拳或高舉拇指。

看著這些人的笑容，我想到的卻盡是山林水土的淪亡、生界的哀嚎與人民的血淚，背脊一陣涼意，直覺笑意背後的猙獰與邪惡，冷冷的說：嘿，台灣人，你們就是被我們「吃死死」。

四年，從離島、東北角海岸、花東海岸到阿塱壹海岸；從中科三期、中科四期的環評集體使壞，到中興新村奉送給中科；從農村再生條例、產業創新條例、東部發展條例的通過，到國土計畫法、國土復育條例、海岸法、濕地法的不動如山。滾滾的貪婪涶沫，流遍山林、河海、城鎮、農鄉。四年，我眼中盡是流離的農民、失所的殘弱、惶惑的原民身影和眼神。

土地徵收條例修法是四年執政的的總收尾，昭告台灣社會：選前都可以這麼做了，選後還有什麼不可的、還有什麼做不到的。

朋友，我們都很努力的期待社會扭轉，此刻，我們更握著自己的選擇權站在路上。作為一個教育者與運動者，我懇請您，讓執政黨下台，回歸兩黨政治的常軌，這不是偉大的事，只是常軌罷了。

請跨出永續與正義的第一步

從二個故事談起

聽過一場演講，演講者問在場聽眾：「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回家，非常高興的跟您說，我已經找到未來志向，我最想做的工作是務農，我想要當一個農人，請問在場各位，支持的請舉手？」現場一片靜默，十數秒後兩位聽眾鼓起勇氣舉手。演講者追問：「請問，不會擔心的舉手？」兩位立即將手放下。

2011年10月下旬，我向后里果農謝龍雄先生訂了一箱水梨（謝先生因中科三期被徵收八成果園），收到水梨當天，謝先生的媳婦王婉盈小姐來電告訴我：「廖老師，請您只要匯1000元即可（原價1200元）」，不知所措的我還來不及開口，王小姐又說：「廖老師，我每一層多給您2顆」，我腦子閃過怎麼有人這樣賣水梨，仍未開口就又聽到：「還有每顆升一級給您」，我已經不知該說什麼，她再說：「與其讓辛苦種出的果實低價交給盤商，不如給好友分享，更值得、更歡喜」。

農村社會困境

這就是台灣農村社會的困境--沒有得到社會肯定，連實質的價格都不被肯定，遑論非實質的價值肯定。這個社會肯定的是都市發展與工業發展，認為那才叫做經濟發展。所以長期以來，農業、農村成為社會附庸，農地成為都市與工業發展的邊際土地，而農民淪落成為社會弱勢。

困境不是突發的，而是長期累積與惡化的病態。50、60年代農村是台灣社會的糧倉，70、80年代農村成為台灣社會追求經濟成長的人倉（青壯人口大量外移），90年代至今，更成為台灣的地倉（要地就找農地），最後演變成為台灣社會的水倉（工業與都市發展向農業搶水）。這是一條不歸路，讓台灣農村一路衰敗至今尚未停止。

農地面對三大挑戰

不被肯定之下，農地面對三大挑戰。第一是以農舍為名或違章工廠為主的蠶食；第二是以經濟、工業、城市發展為由，鯨吞過去好不容易被保留下來的完整農地；第三是汙染，所有蠶食鯨吞，讓台灣的農地緊鄰農舍、都市與工業區，所有生活與工業廢氣、污水，透過天空、水系，回到土地，並藉由土地回到我們的食物，再透過食物危害你我的健康，這是死亡的鎖鏈，沒有人逃得開。

如果我詢問各位：「會用不安全的食物餵食自己孩子的人請舉手。」當然不會有人舉手，再問：「真的確定沒有用不安全的食物餵食自己孩子的請舉手」相信依然沒有人舉手，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大家都知道「你有啊!」。這是另一條不歸路。

土地徵收這件事

這樣的挑戰向下發展，到最後就是農地徵收這件事。

土地徵收條例應是作為約束徵收行為以保障基本人權的制度性規範，因此先進民主國家將土地徵收當作最迫不得已的手段。但台灣的土地徵收條例卻恰恰相反，成為需地者好用的工具，以及人民面對的最恐怖武器。

制度約束與規範變成政經權力者對土地所有權人予取予求的制度暴力，人間悲劇自此上演，「最小抵抗」的社會邊緣與弱勢正是徵收的對象，且透過徵收行為讓他們更弱勢。大埔事件，原本一百多戶的自救會被徵收行為要脅、威嚇，而投降、弱化到僅剩24戶，行政院宣稱以地易地更留下最後4戶未解決，這就是徵收行為的最小抵抗原則。

誰是提款機？

更糟糕的是，徵收行為總是高舉公共利益的大旗，做的卻是劫貧濟富的不公不義。

2011年11月初，友達光電董事長李焜耀當面向馬英九總統表達，政府將企業當作提款機。我想到友達法說會（10月25日）宣布第一季到第三季虧損405億，且仍持續虧損中。我又想到友達的銀行團聯貸，於是上網搜尋，2011年6月180億、2011年1月450億、2010年2月80億（集團旗下LED廠隆達電）、2009年7月270億、2006年9月550億、2005年7月420億、2004年6月600億。我想到國科會的科學園區作業基金，到2009年12月底負債1233億，行政院將以編列預算及發行公債償還。

最後，想起因友達而遭徵收家園的相思寮阿宗伯（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以及后里的謝先生（中科三期后里園區）。不禁想問，誰才是提款機？正是我親愛的台灣社會與未來世代。

修法是為了回歸常軌？

民間訴求透過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回歸正道，讓徵收行為成為迫不得已的手段。

但立法院2011年第一會期，執政黨立委兩度阻止民間修法版本進入委員會討論，第二會期行政院提出糟透了的版本，並規避委員會討論，由執政黨委員提案（11月11日）逕付二讀，其後沒有政黨協商，直到大會前一日（12月12日）倉促協商，隔日（12月13日）排入第10案表決，執政黨優勢人數強勢三讀通過行政院版。

修法結果依舊無法約束徵收行為以保障基本人權，土地徵收條例仍是權力者好用的工具，只要有錢即可取走人民的家當，且由執行徵收者（地方政府）決定補償價格。從條例本身到修法過程，我們看到一樣的粗暴本質，與怪手毀田無異。

永續不是夢？

土地徵收造成社會不正義，並進而讓社會不信任甚至造成社會對決。事實上，社會不正義根源於人與環境的對決，簡言之，摧毀環境是瓦解社會的第一步。

「面對公義邁向永續」研討會已經邁入第12年，12年前這個社會已經是一條吞自己尾巴的蛇，12年後仍然在吞（只是不這麼好吞）。一個不永續的社會，必然可以讓關於永續的討論真正永續，台灣社會可謂徹底體現永續的真與偽、正義的虛與實。

朋友，永續真的不是夢，永續是夢幻泡影，而你、我都參與其中。

本文為「面對公義邁向永續」研討會(2011/12/11)

民間與政府圓桌論壇發言改寫

寫在地球公民基金會初發年

說來恐怖，突然間我成為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但宗教、哲學、文學乃至民間的詩歌不都說：當一個人誠心學習某件事時，宇宙天地神人都會推他一把。這是我能說服、安頓與解嘲自己的唯一方式。

參與環境運動幾年來，對守護環境永續的組織與工作者的簡單理解是「不永續」。環境NGO組織往往因缺錢而缺人，甚至必需靠政府計畫維生而大大削弱運動與守護的能量。此外，組織的工作者人手缺乏，但環境議題卻遍地烽火，故大多成為身心俱疲的環境救火隊而耗損嚴重。可是相對的，這社會卻有許多營利組織以高薪、安穩就業、升遷管道吸納大量的專業為環境破壞者服務。

這樣的現象，逼使自己經常自問：1.台灣環境現況既壞且惡，突破點在哪裡？ 2.現況是果（因緣是經濟財閥、政治官僚集體造惡，且整體社會漠視甚至加入使壞），如何改以集體的善願與善力為未來世代創造善因？3.長期累積、加成的環境病態不會一夕扭轉（所以你、我僅是環境守護長河的一份子），能否積極為下一群人的下一步開創更好的機會，讓年輕的善念能養成並投入長河之中？

地球公民基金會是一個突破，試圖開創機會並創造善因。感謝蘇董、根政、花妹、文苓等人的大願，集結社會174位捐款人的力量讓協會轉型為基金會，並且藉由與TEAN（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的整併厚實能量。感謝許多良心的企業家與師長、運動的前鋒與啟蒙者、幾位鑄練並薰習我的媒體友人、具有溫厚手掌的農民朋友以及新生年輕的社會力道，這些人形塑我心中「公民」的形象，並讓我走向地球公民之途，成為學習者、實踐者與行動者。

亨利‧梭羅在《種子的信仰》一書中說道「雖然我不相信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冒出來；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如果我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開了一些花，就要灑出更多的種子。

寫在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初發年，我會努力學習並做為一個地球公民，也讓我們邀請更多人加入地球公民的行列，參贊土地、環境、生命、世代公義的盛事。

地球公民通訊第11期，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