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極大化與抵抗極小化

問了一位曾當過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的朋友，依其專業直指文林苑都更案的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有問題，簡單的說，誰被劃進來、誰又被劃出去、為何非得劃入王家不可等，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而該都市更新單元將南、北側大樓及廟宇劃出，更新單元的完整性早就不存在（已不完整），因此王家劃入與否已與完整性無關。

為何如此劃設都市更新單元，沒有大學問，就是（實施者）利益極大化與（住戶）抵抗極小化而已，且利益的極大來自於最小抵抗（王家）的犧牲。將大樓與廟宇劃出可以提高同意率，讓王家成為孤單的不同意者，不僅有利於容積獎勵（王家僅二層樓），亦可「依法」進行多數決的操作，並將王家稱做釘子戶。

原來，都市更新的根本精神，城市再生與整體機能的復甦竟成為老屋改建與容積獎勵的遊戲，而公共利益則淪為更新單元內的逐利行為。那麼「都市更新條例」到底為誰而立法？是城市所有市民抑或更新單元住戶，都不是，而是更新實施者（建商）。既然更新法令站在實施者的一邊，那麼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與相關行政規則乃至個案的行政程序，是否能夠多站在市民與住戶（特別是不同意者）的一方，以文林苑都更案來看，顯然完全沒有。於是，天平極度傾斜了，弱者被「製造」出來了。

都市機能不是以外力進行老舊建物改建即是復甦，那只是外在的美容與整型（如同農村再生條例，以再生之名行建設之實），更重要的是，城市內在的社會、經濟與人文的連結，才是再生的原動力，換言之，實質的建物只是載體，承載的社會關係、社區網絡乃至家園的意義，才是再生的根基。但文林苑都更案在改建前已先將社會關係、社會網絡瓦解，而拆除王家更是斬斷王家與土地及世代（六代）的連結。台灣的都市發展與更新，竟是掃蕩、清除既有城市紋理，甚至由政府扮演推土機，讓更新的單元內的一切歸零重來。這當然不是再生，而是顛覆再生的權利遊戲。

反觀台北市，早是一個超級過度發展的城市，完全無視於環境承載與容受的城市發展，讓城市危機（風災、水災、震災、核災等）已非兵臨城下而是將隨時引爆。這樣的城市，本應有「減法」的思考與行動，但台北市卻一直在玩一種「多一點」、「再多一點」的遊戲（例如中研院強要202兵工廠案、遠雄與市府強要松菸巨蛋案，以及盆地周圍保護區面對各類型的變更案），容積獎勵是無中生有，是買空賣空，讓都市計畫體制失控，更是讓未來世代承擔苦果的不正義。更何況，台北市的容積獎勵早已浮濫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這一切的背後有一套運作邏輯，或可簡化的稱為「新自由主義」。因為信仰市場，於是改變遊戲規則；因為財團統治，於是政府成為資本家的保全；因為劫貧濟富，於是貧益貧、富益富，且不斷創造新貧者。我的憂心是，有多少年輕而懵懂的專業者不自覺的成為這個體制的工具，心甘情願且心滿意足的提供技術服務只為達成目標，並對反省此一運作框架者冠以「反商」之名。其實，不是反商，是反商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