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農業永遠的憂患是政府

台灣，這個追求發展的國家，農鄉長期面對著內憂與外患的侵凌，讓農業成為犧牲的工具、農民成為社會的弱勢、農地成為炒作的商品。

這個內憂叫做「政府」。政府從來沒有「徹底本於農業思考」的整全政策，也就不會有為了發展與開創農業利基的方案與計畫，而僅能提出一些治標不治本的、短暫的救急策略，且這些施政因無完整的農業思考與周全的配套做為實施基礎，往往起不了作用、達不到預期目標，或者僅少數特定的優勢地區達到效果，但對整體農業發展並無真正效益（例如小地主大佃農），於是，錢一筆一筆花費掉了，但是整體農鄉社會並未因此而復甦並發出光亮（農村再生應被檢驗了），甚至有些地區還會因「錢的問題」激起波濤，深深的割裂地方社會。

沒有真正基於農業「定位」的政策思考，因此，農業從來未被當作經濟發展的一環，農業、農民與農地只能被拿來做為達成其他政策目標（經濟、工商、產業、都市發展）的工具。於是，城鄉發展是虛的，真實的政策只有無止盡的以農養工、以農養商、以農養都，至今尤甚，淡海新鎮二期、苗栗崎頂產業園區、桃園航空城等都是正在發生的實例。

此外，台灣農鄉面對的外患，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開門（或開放）的挑戰。資本貿易體系以自由化做為藉口，掩飾其全球分工的榨取與強凌弱的市場本質。而台灣農鄉，一方面在缺乏政府的內在屏障下，沒有政策定位面對外來挑戰，也就不會有任何對外與對內的具體因應措施，只能洞開門戶。另一方面，政府簽訂的國際合同，更將國際大資本的強凌弱（國際間）本質轉嫁到國內弱勢（如環境、農業、勞工）身上，這是充滿歧視的環境、土地與社會不正義。農業正是在此一潮流下被犧牲，做為換取其他利益的籌碼。

請不要遺忘，台灣自1960年代起大量採購美國剩餘農產品；1980年代在中美食米及穀物貿易協定下，以生產過剩為名的（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1990年代中美貿易談判以及加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在自由貿易、降低關稅下的「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就是休耕）」；2002年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下更全面性的休耕（此與為回復地利的計畫性休耕不同）。

順著此一趨勢，同時也順著1960年的《獎勵投資條例》、1991年代之而起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及2010年取而代之的《產業創新條例》，在永不落日的餵養工商資本發展下，台灣農鄉從作為台灣社會的糧倉，一路減少作物的生產，且搖身一變成為青壯人力、土地與水資源的供應地（人倉、地倉與水倉），留下了垂老的農民以及遭蠶食鯨吞的農村地景。

政府總是說，貿易自由化是趨勢。但台灣社會總也要學會發問，難道離農、去農、放棄糧食安全也是趨勢嗎？而這數十年來，政府宣稱因應農產品自由貿易的調適、農糧定位、生產結構的規劃與以及銷售管道的開創，成效在哪裡？在此情況下，貿易自由化到底是農業的突破契機還是崩壞的沈重打擊？

近日外患又起，報載馬總統宣布爭取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經濟部表示將對農業產生巨大的衝擊，依中華經濟研究院初估，農業產值可能會減少24.42億美元(約新台幣728億)，但化學、塑膠、紡織及服務業等總產值將增加193.44億美元（約台幣5,610億元）。顯然的，把農業的損失當作加入TPP的門票，繼續將農業當作發展的附庸與手段，讓農業主體性蕩然不存。

但是，內憂也正持續著。這個長期讓人民憂患的政府，不應該永遠只有「時勢所趨」、「利大於弊」的敷衍、唬弄說詞，至少總得說個明白，這7百多億將從誰的手上奪走，而增加的5千多億又會進到誰的口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