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犧牲者

自198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意識霸權。這個對市場自由、開放，對社會保守、強勢的價值，操控了國家的行政與法制運作，造成政府面對市場，特別是握有政、經權力的大財團時，極盡保護、協助之能事；但是面對社會時，卻是權力益形中心化，強調人民的秩序與服從。

這樣的社會很自然地，會將民主、人權、環境等價值掛在嘴上，特別是政、經權力者，總是朗朗上口，但事實上、行徑上當然是蔑視這一切。而最可怕、也最悲哀的是，這種意識，更是影響了學院的養成教育，成為許多專業的基本信仰，讓專業者成為獻身市場的服務工具，或是襄助國家機器緊鎖權力的小螺絲。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現實。依此來解讀社會問題，當可瞭解許多荒謬現象，以及政府的做為與不做為。

因此，台灣社會很奇特。違法者只要握有權力，大多可以就地合法，原屋、原地保留；但是合法者只要勢單力孤，很容易地就會被強拆、強遷。因此，造成該拆的不拆，不該拆的拼命拆；或者該拆的拆不掉，不該拆的卻拆光光的亂象。苗栗大埔最後4戶以及士林文林苑王家，都是這種權力遊戲、野蠻遊戲下的犧牲者。而且，這種遊戲，不僅行政這麼玩，司法也常常如此玩著。

農曆年前（1月29日），文林苑案樂揚建設控告王家無權占有事件，士林地方法院宣判王家敗訴。這個判決很OOXX（真是不知如何形容），王家目前仍是土地所有權人，卻被判無權占有自己的土地；而依中央研究院法律所邱文聰副研究員所言，占有本權極具問題與爭議的樂揚建設，卻被准許進行拆除假執行。此外，宣判主文有：「原告以1756萬5240元為被告提供擔保後可以進行假執行，被告以相同的金額提供擔保也可以免為假執行」。

這個司法判決，其實正是宣判台灣社會，強者勝利、制度暴力勝利、推土機勝利，也向台灣社會證實，司法往往站在強者、制度暴力與推土機那一邊。

民法宣稱是人民的法典，如今已成為強勢建商的法典。民法對私權的保護，立法目的強調「均強弱而杜侵凌之弊」，但士林地院的判決竟是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強凌弱之弊。

2月8日上午，在王家組合屋前的一場【為抵抗者給力！支援前線行動】記者會中，大埔4戶前來聲援，並由彭秀春女士代表呼籲社會，響應借款給王家的行動，不要讓王家與張藥房一樣，失去自己建立的家園。記者會後，我鼓勵彭秀春大姊與王瑞霙小姐，他們的辛苦與努力讓台灣社會不斷出現改變的契機。二人在忍不住的淚水下，異口同聲的說「我們都是犧牲者」，這話讓我沈默良久。台灣，離正義與人權的路途還很遙遠，我們得更努力。

 

春雨下的公民課

 

歷史教育的價值在於，讓人知曉他們從何而來，才能為當下劃定座標，也才有可能定位未來走向何方。歷史需要思辨，人們才有機會建立價值與觀點。但是教育部的課綱微調，竟是積極地限縮、割裂與營造單面向的史觀，甚至意圖給予標準答案。

公民教育的意義是，讓人瞭解民主社會裡公共的精神、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以及讓人可以、也願意跨越私領域，走進多元且彼此尊重的公共領域，關心公共事物與議題，成為真正的公民。但是教育部的課綱微調，竟是違背民主的程序，缺乏資訊與議事的公開，甚至漠視教師基本的公民參與權。

當教育的中央主管機關反歷史、反民主，公民豈能沈默？

一群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在年節期間，自主地發起「公民教師行動聯盟」，並在2月5日上午，對教育部主導完成審議的「語文與社會領域課綱微調」進行陳情行動。

這是台灣社會一堂真正且實在的公民課，因為公民教育是實踐的教育而非宣講的教育。而在教育部門口的公民實踐行動裡，讓我們看見公民教育的真正人師，而不只是經師，台灣社會應該慶幸，我們有「說到做到」的公民老師。

這些老師的訴求非常單純，包括暫緩微調課綱、重啟公聽程序；反對黑箱審查、落實程序正義；廣納多元意見、尊重學術專業。這些訴求，只是民主社會的ABC，也只是公民社會的基本道理而已，但台灣的公部門行政體制卻大多與此基本道理背道而馳。

相對於這些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教育部卻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推動公民教育，卻以反民主、反公共領域的方式，保守獨斷、威權荒誕的進行課綱調整。坦白地說，這不僅反教育，甚至是霸凌教育。

春雨忽大忽小的2月5日上午，我在教育部門口，參與並見證高中教師的行動。有幾位老師向我致謝，我告訴這些老師，我只是來補上一堂實實在在的公民課，所以，是做為學習者的我，應謝謝這些老師才對。而這一門真正的公民不服從課程，才剛剛開始，需要更多師、生來參與，履行公民的權力與責任，公民社會才會真正落實。

 

大埔判決，司法成為政府遮羞布

苗栗大埔案區段徵收事件，1月3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判決，確認徵收原告彭秀春（張藥局）、朱樹、黃福記、柯成福等人之處分違法，並撤銷原徵收之處分。當時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決，其實並不偉大，只是該有的救贖。怎知，判決書別有洞天，原來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依舊保守不堪，只是做了一個討好的、匠氣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判決。這個判決，根本連救贖都稱不上，只是醜惡政治的一塊遮羞布罷了。

切割的遊戲

大埔案是配合新訂都市計畫進行的區段徵收。在國科會表示本案與科學園區無關，且提出投資意向書的群創光電也宣布無建廠土地需求下，卻是以竹科竹南基地飽和為由申請開發。更可惡的是，在苗栗縣都市計畫早已供過於求的狀況下，還進行不符比例的大肆圈地，所取（165公頃）遠大於所需（28公頃）。這種不適當、不合理，且毫無開發必要性與正當性，只有土地開發與炒作的都市計畫案，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因此，大埔都市計畫所進行的區段徵收，不僅沒有必要性、公益性，也不符比例原則。而區段徵收行政處分的違法，當然是針對區段徵收的整體而言。也就是說，政府的違法行政處分，就是一件違法的事件，不會因人、因地而有差別或切割，不會對某些人來說是違法行為，而對某些人來說卻不違法。

但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卻以參與「劃地還農」政策就是「認同系爭區段徵收處分」為由，駁回陳文彬等20人之訴。這是便宜行事的切割判決，讓同樣的一件事，可以切分為好二個不同的世界。事實上，就是因為陳文彬等人不認同區段徵收之處分，才會有「劃地還農」政策，法官怎會做出這種倒果為因的判決？此外，區段徵收的違法處分，怎會因為多少人認同而部分不違法？這種司法判決，真的離正義很遙遠。

返還才是正義

沒有公用事業的需要，當然不能以法定程序剝奪憲法保障的財產權。因此，被違法剝奪的財產權，當然必須返還，才會是一個完整、有意義的判決。

但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雖判決原告彭秀春、朱樹、柯成福、黃福記等人勝訴，卻駁回他們土地返還的請求。主要理由是「所有…土地，或現供道路使用，或已因抵價地之分配而分歸參與抵價分配之人取得」，因此「不得對參加人請求將該土地返還」、「客觀上已無法將該土地返還」。

事實當然絕非如此，彭秀春等4人從來不是對其他參加人請求返還，而是對需用土地人與執行機關要求返還，也就是應返還土地的是國家。而「客觀上」能否返還土地，這完全是技術問題。「劃地還農」的政策就是客觀上返還土地，更是政府承認所取大於所需、不符比例的徵地。此外，內政部長李鴻源（1月6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答詢時說「假如最後決定不上訴，就要還地於民，還要再修正都市計畫」。這一切，不正是告訴台灣社會，大埔案真正不能返還的，就是朱阿嬤與張森文先生的生命，除此而外，當然能夠返還。而且，返還才是真正的客觀，也才有實質的正義。

對筆者而言，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只是虛晃一招。因為，勝訴卻拿不回土地，何來勝訴？而敗訴者不需返還土地，何敗之有？這樣的判決，甚至還有鼓勵政府違法之嫌，因為只要造成事實，就能以客觀上無法返還為由，維持其違法濫權的行為，並且以納稅錢埋單補償受害者，等於是懲罰全民。而對浮濫的圈地徵收與炒作行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敗筆可言，簡直就是大勝利。

環境正義的論述早已揭示，土地人權除了基本的財產、工作、生存與居住權外，還要有參與以及反對的權利，以及賠償與回復的權利。因此，賠償與回復是兩件事，行使回復的權利，才能真正懲罰違法者，並且有效嚇阻意圖違法的豺狼。

更重要的是，如果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早在100年6月就做出此一違法判決，也就不會有拆屋、闢路或配地的事實。因此，造成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所謂「客觀上已無法將該土地返還」情況者，正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本身。這樣所謂的情況判決，其實正是在協助主嫌逃脫、脫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無法迴避的責任是，成為強徵與毀家的「共犯」。

最後，筆者再強調一次，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沒有為人民救贖，只是為國家遮羞，甚至早已賠了自己的貞操。這真是一個全民皆輸的判決。

本文刊登於2014/01/29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