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我在大學授課的第一個學期終了，大約僅剩一個月。這第一個學期，是理想與現實、希望與失落、歡喜與沮喪的百感交集。
依據觀察，我的學生可以化約分為幾個典型。其一為「行屍走肉」型，此類學生或在外有事業、或盡情縱樂、或渾渾噩噩，不知自己來自何處去向何方，大學於他無干。有回，我於校園遇一學生，其因重修課程令我印象深刻，我告之：「你，上個星期沒來上課」，怎知該生以一派不在乎的神色反問：「耶，老師，你大學的時候沒有翹過課嗎？」剎時，我起了二個懷疑，一是他是大學生嗎？二是難道台灣的教育體制導引不出一點點的羞愧心嗎？本想告之：「有，我大學時翹過課，但是不夠高竿，沒能蹺課到引起老師的注意」，不過想到剛讀過的陳玉峰老師「正宗土石亂流」一文，隨即念頭一轉，收起所有的話離開。
第二類是「嗷嗷待哺」型，此類型大多是遵守社會體制的好學生，在社會大潮流中僅知來自何處，卻不知去向何方，所以跟隨時勢、追求卓越，遵照過往經驗而心甘情願、心滿意足的被安排與框架在傳統的教育體制下，並且努力而充滿幸福感的吞食課本教材，社會真實與他無關，公共事務是政府的事，建設發展交給資本家，生態災難是難民的問題。有次，我在課堂上分析台灣國土災難結構，列舉一系列與我們很貼近但大多數人不願正視的生態議題，下課時，一位學生上前嚴肅質問我：「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講那麼多問題，能不能告訴我解決方法就好」。我知道這類學生，只要用所謂專業的知識、工具、技術來授課，他就會認定你是一個大學好老師，但我同時也想到，塔塔加石山地區那群因為被餵養而逐漸遺忘本能的台灣彌猴。台灣的大學教育，難道真的拉不出個時空格局與生命定位？難道真的只是義務教育的延伸？
第三類是「標定方向」型，此類學生具有懷疑、批判的思考，對於課程內容會起疑、敢發問，甚至提出觀點，同時，多具有人文的關懷與悲憫特質，願意關心社會，並將社會議題放進學習的專業脈絡裡反省，所以，大學教育極可能是他們標定人生座標的最重要歷程。我在課堂上看到這一類型的學生，其眼神大都是帶有光芒與力道。但現實大學教育內容未必能提供他們社會人格形塑的資糧，甚至可能抹煞掉那初生的光芒與力道，所以，課堂上偶有這樣的提問：「老師，我們能做些什麼？」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大約只能說，你可以改變自己，也可以影響別人，甚至可以進一步的積極實踐。
校園之外，我在參與台灣社會環境運動的路途上，卻看到超越前述三種類型的新生典範，那是一群我敬佩、讚嘆與學習的學生--台灣大學自然保育社。
2005年12月9日，包括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學會、自然步道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市野鳥學會、台灣蝴蝶保育學會、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台灣生態學會等保育團體齊聚台北縣政府，列席參與「台北縣烏來鄉至三峽鎮新闢聯絡道路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次審查會。此案因2004年5月烏來鄉公所未經環評擅自施工，被台大保育社學生發現、舉發，進而進行調查、報導、論述、遊說，並與保育團體共同組成烏來關懷聯盟。台大保育社發揮各系所的專長領域，細部分工，從上位計畫的衝突、水質水源保護區與保安林地等環境敏感地的生態影響、交通的經濟效益分析到相關環評案例的比較，進行深度分析與論述，並在會議前幾日發起「緊急！請大家幫忙守護台灣水源地！不讓不當工程破壞烏來淨土！」的一人一信運動，匯集社會力量，向台北縣政府與行政院施壓。
當日，保育團體將所有發言時間整合，以供台大保育社在開發單位（烏來鄉公所委託之工程顧問公司）報告後，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完整的意見說明，由法律系的同學代表，以專業、清晰、中肯的陳述，打破開發單位的說詞，質疑該案的正當性，再由詹順貴律師與烏來住民代表分就法律層面與地方觀點，進行補充。最後，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做出「不適宜開發」之結論，將該案予以否決。
會議結束前，我先回學校上課。課後，收到保育社同學的來信：「……環評委員會已於今天早上正式否決此案，決議『認定不應開發』。感謝大家今天最後陣仗的參與及兩年來的長跑陪伴，讓本案得以圓滿落幕（當場大家在縣政府一樓抱在一起尖叫跳躍了好久，還有人偷偷掉眼淚）……現在很想要回去睡覺」。
我參與本案已是在最後階段，其實只是想給這一群年輕而初生的社會力量鼓掌、支持與聲援，然他們卻謙稱只是修了一門社會通識課程而已。據說，他們當天還在會場外，將超過兩千封大台北地區連署書穿在身上，並以饒舌歌進行訴求。我們期待，這樣的歌聲只是一個開始，並且能持續下去，而我也會把這個剛剛發生的故事告訴我的學生，讓社會初生的力道擴展開來。
台灣生態學會電子報第90期，20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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