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的真面目之二：掠奪與暴力

 

自由貿易的律則是「（大資本家的）利益極大化」，因此，所有協議的簽訂其實是做為一個開門機制，目的就是讓大資本能夠在成本極小化之下獲得最大利益。

大資本家的成本極小化，不是只有關稅的減免，其背後更是一連串的環境資源消耗、勞工剝削，甚至是民主的踐踏、法制的操控以及人權的貽喪。簡言之，自由貿易就是一種強凌弱的掠奪，更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暴力。這些事實，在台灣都有例可循，也都殷鑑不遠，我們卻還拼命地重蹈覆轍。

發展的背後

台灣做為全球生產基地的經濟發展模式，數十年以來，大企業在政府的餵養下前進全球，國家為他們長期的提供了廉價的勞力、優惠的稅賦、便宜易取的土地與水電、低的環保成本，讓他們能夠出口廉價的產品，保有短暫與不確定的競爭力，換來的卻是國土毀壞與環境惡化。

2002年台灣加入WTO，為了大資本的出口競爭力與利益，以傳統產業與農業的犧牲做為代價，開放國內市場。政府對農業沒有保護措施，只能以休耕、農地釋出來逃避責任，更是任憑大資本的無盡需索，變更開發，徹底踐踏農業，造成浮濫徵收、人民流離失所，以及農地快速流失，糧食自給率低的困境。

而政府的文官體制心知肚明的是，為了要成就這一切，必須如何出賣專業、扭曲體制、規避法令、封閉資訊、阻止參與，此外，還要找來友善專業者的背書與護航。產、官、學沆瀣一氣，這就是台灣國土與環境淪落、民主與人權崩毀的眾生相。

這就是台灣社會信仰的發展。我們以為這就是幸福，事實卻只是，付出了一切的代價，卻從來沒有公平的分配，而是讓強者更強、富者益富，拉大貧富差距，這樣的發展還能繼續？

其實，只要檢視WTO下台灣農業的困境，就可以預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帶來的全面性的衝擊。沒錯，是全面性的犧牲。

國家暴力

自由貿易就是大資本的全球性掠奪與剝削。在強凌弱之下，當然不會有公平正義，當然是反民主的，甚至為了為大資本提供自由，政府很容易地成為獨裁與暴力者。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是台灣與一個不正常的國家（黨國資本主義，資本與國家是一體的）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非官方簽訂、中國政治納管、馬習會的條件）。為了合理化這種不正常的關係，於是政府踐踏民主、操控法制，讓政府做什麼都可以（如快速通過、暴力驅離），也要讓人民做什麼都不可以（如佔領行動、罷課停課）。

因此，公民佔領立院至今，台灣社會看到的馬政府，正是一個掠奪的政府，更是一個暴力的政府。這種完全喪失正當性的政府，人民的佔領行動真的只是應然，而且是剛剛開始而已。

但是，不知人民能否看得清楚，只要這樣的自由貿易存在一天，掠奪、剝削與國家暴力就不會告終，而大大小小的人民起義與佔領行動，也不會停止。

所以，我們終究要面對自由貿易。而我，則是徹底的反對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的真面目之一：誰的自由貿易

3月18日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動，揭開了台灣社會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的全面性公民運動。在積極參與和努力實踐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有很多的反對。反對國家暴力（流血驅離）、反對踐踏民主（簽議與審議）、反對操弄法制（合法、違法認由當權者界定）、反對不公不義（協議內容），也透過這些反對，瞭解政府喪失了正當性，並且深化了公民運動的價值。

然而，我們所反對的這一切，有沒有一個病態總根源？如果有，我想那應該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

政治經濟/你儂我儂

自由貿易的本質離不開政治、經濟。很多人都會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但這是自欺欺人。自由貿易有時是把經濟當作手段，真正的指向卻是政治目的（收編）；自由貿易有時又是透過政治的手段強勢的達成經濟目的。而很顯然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兼具上述二者，政治與經濟的慾望互為表裡、你儂我儂。因此，《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當然是經濟，但更是政治。

大資本的遊戲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更讓自由貿易升級，成為一場堅實鞏固資本的遊戲，這場戲局到底誰玩得起，答案很簡單，是少數的、大資本家。簡言之，自由貿易是為這些大資本家的資本尋找在全球開門的路徑，也是為大資本創造、追求最大利益的遊戲。這場遊戲，其實就是大資本家的攻城掠地，卻披上美名叫做全球化。

誰獲利？

所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第二個自欺欺人，就是政府只能不斷強調創造多少利益，卻絕口不提這些利益到底進誰口袋，究竟是為誰開創利基？於是少數大資本的利益輕易地被唬弄為全民受益，於是政府就可以大聲責怪人民不識好歹。舉個例，簡化地將企業的雇用當作全民的就業機會，完全忽視大資本開創這些就業機會的背後，以大吃小的競爭下，將消滅多少就業機會。

誰犧牲？

此外，自由貿易的操作機制就是交易。為了國內大資本的順利前進他國開門，當然必須接受國外大資本的開門進入，講白一點，就是當然必須拿什麼去換，也就是當然必須要有所犧牲。但是，問題來了，到底要拿什麼去換，究竟要誰犧牲、如何犧牲？這正是全民最關切者，卻也是政府最不願、甚至無能面對的。

這樣，或可明白，為什麼政府（支持者）與民間（反對者）總是各說各話、雞同鴨講。政府用廣告、宣傳甚至威嚇的手法，把少數人的利益，粉飾為模糊的全民利益；而人民則是要求政府說清楚，這場交易將奉獻出什麼、犧牲什麼？奈何，政府的說詞與張慶忠在立院廁所內的30秒一樣，嚴重便秘。

是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就是自由貿易的掠奪，就是魔鬼的獻祭。

 

尋找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本文為代表台灣綠黨在2014年3月8日「忍無可忍、不見不散，北台灣廢核大遊行」晚會之發言整理而成，與當時發言或有稍稍差異。

僅以此文，向一起走在廢核路上的朋友們致敬。我們堅持到底，直到廢核。

 

各位一起走在廢核路上的公民朋友們，大家晚安。

任何一個人，只要瞭解台灣的土地是多麼的小，人口卻是這麼的多，以及地質是如何的破碎與脆弱，就會知道，台灣沒有發展核電的本錢與條件。而任何一個人，只要把台灣這片土地當作自己的家，也就會知道，該做什麼以及不該做什麼。

各位朋友，發展核電是我們不該做的事。廢核，才是我們真正該做的事。因為，這裡是我們共同的家，你、我都無處可逃。

我們的政府，對我們承諾過「逐步邁向非核家園」，但事實上，政府的每一步都是要讓台灣成為「非核不可」的家園，這是社會的大災難。其實，逐步邁向非核家園的第一步，就是停建核四。

朋友們，我們只是在努力的尋找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清楚的告訴我們，沒有核電，政府要如何面對、應該做什麼準備與因應。但是，我們的政府不僅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事，卻是用許多選擇性的、片段的資訊，來隱瞞、欺騙我們，並且威脅、恐嚇大家，甚至是以廣告、公關的手法來向人民推銷核電。

朋友們，在核電的爭議中，我們的政府真的已經不像一個政府該有的樣子，反而是像個核電供應商，政府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是一個強迫中獎的核電販子。

各位朋友們，我們沒有負責任的政府，但是，我們有負責任的公民。廢核，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是我們對自己與世代，對土地與家園的責任。

做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請讓我們一起在廢核的路上，負責、盡責到底。讓我們堅持到底，直到廢核。

我，謹代表台灣綠黨，向大家致敬。謝謝大家。

 

告別核電巴別塔

舊約創世紀有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寓言，寓意著人類通天的狂妄、因此而受到操不同語言的責罰，以及最終無法完成的結果。當代的核電發展，似乎正是這則寓言的示現。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世紀11章》

科技文明改變人類的世界觀，讓人類以為可以超越環境的制約，藉由科技工具的操作與運用，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掌控外在的客體世界，也因此而養成了人類自我膨脹的主體主義，開始盲目的向天挑戰，甚至向自己的無知挑戰。

古巴比倫文明傳說中的巴別塔，就是為了齊天、甚至勝天，而造的通天高塔，它常常被用來寓意人類科技文明，造作超越人類理智與能力的事物。

核電的發展不正是如此嗎？核電廠不就是一座座的巴別塔嗎？為了解決發電問題而發展核電，但事實上不僅沒能解決問題（供電有限），更是創造更多難解的核災風險，以及無解的核廢料習題。由此觀之，核電廠的興建，應該不是為了電力，一如巴別塔，只是為了傳揚人類不可一世的名，以及隱藏在當代人類偉大的聲名之後，那惡臭的權力運作與利益分肥。這才是核電的真面目。

「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創世紀11章》

Babel除了有高塔的意義之外，還有「變亂」的意思。因為人類不可一世的通天謬行，上帝決意讓人類操持著不同的語言，斷絕人與人的瞭解、交流與溝通。

在當代台灣的真實世界裡，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是上帝的巧妙安排。興建核電巴別塔的專業者操持著他們的術語，排除人民的瞭解與參與，讓核電這個台灣社會重要的公共事務，變成專家的事。

而更荒誕的是政府，竟只能操弄著隱瞞、欺騙、威脅、嚇唬人民的語彙，以及意圖操控虛情假意的不公平公投，甚至是以廣告、公關來應對廢核聲浪。完全規避政府能源政策規劃與資訊公開的基本職責，只談沒核四「就會怎樣」，從來不談沒核電政府「要怎樣」。坦白說，這個政府在核電爭議的所作所為，一點都不像是政府該有的樣子，反而像極了核電供應商，更直白一點，根本就是一個強迫中獎的「核電販子」。

「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創世紀11章》

巴別塔最後的下場是荒廢、成為遺跡，它常被用來寓意人類科技文明自我毀滅的危機。

核電廠終將成為我們留給後代的荒廢遺跡。我們並不知道要如何面對三座恐怖的核電遺跡，卻還要積極建造、裝填、運轉第四座。真令人費解，究竟是核電廠將成為我們留給世代的獻禮？或者是世代將成為我們通天的祭品。

於是，人們站出來了，公民上街頭了。「我是人，我反核」這句話，凸顯了人的自我省察與歸返，人從來不是神。

廢核，是這個時代集體的夢，也是負責任的公民，對自己與世代盡責的積極價值展現。2014年3月8日，請公民通通站出來，我們不走向夢境，而是要讓夢具現，在台灣成為真實。

 

附註：本文對巴別塔的理解參考自KomicaWiKi。

 

我們都是犧牲者

自198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意識霸權。這個對市場自由、開放，對社會保守、強勢的價值，操控了國家的行政與法制運作，造成政府面對市場，特別是握有政、經權力的大財團時，極盡保護、協助之能事；但是面對社會時，卻是權力益形中心化，強調人民的秩序與服從。

這樣的社會很自然地，會將民主、人權、環境等價值掛在嘴上，特別是政、經權力者，總是朗朗上口，但事實上、行徑上當然是蔑視這一切。而最可怕、也最悲哀的是，這種意識，更是影響了學院的養成教育，成為許多專業的基本信仰，讓專業者成為獻身市場的服務工具，或是襄助國家機器緊鎖權力的小螺絲。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現實。依此來解讀社會問題，當可瞭解許多荒謬現象，以及政府的做為與不做為。

因此，台灣社會很奇特。違法者只要握有權力，大多可以就地合法，原屋、原地保留；但是合法者只要勢單力孤，很容易地就會被強拆、強遷。因此，造成該拆的不拆，不該拆的拼命拆；或者該拆的拆不掉，不該拆的卻拆光光的亂象。苗栗大埔最後4戶以及士林文林苑王家，都是這種權力遊戲、野蠻遊戲下的犧牲者。而且，這種遊戲，不僅行政這麼玩，司法也常常如此玩著。

農曆年前（1月29日），文林苑案樂揚建設控告王家無權占有事件，士林地方法院宣判王家敗訴。這個判決很OOXX（真是不知如何形容），王家目前仍是土地所有權人，卻被判無權占有自己的土地；而依中央研究院法律所邱文聰副研究員所言，占有本權極具問題與爭議的樂揚建設，卻被准許進行拆除假執行。此外，宣判主文有：「原告以1756萬5240元為被告提供擔保後可以進行假執行，被告以相同的金額提供擔保也可以免為假執行」。

這個司法判決，其實正是宣判台灣社會，強者勝利、制度暴力勝利、推土機勝利，也向台灣社會證實，司法往往站在強者、制度暴力與推土機那一邊。

民法宣稱是人民的法典，如今已成為強勢建商的法典。民法對私權的保護，立法目的強調「均強弱而杜侵凌之弊」，但士林地院的判決竟是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強凌弱之弊。

2月8日上午，在王家組合屋前的一場【為抵抗者給力！支援前線行動】記者會中，大埔4戶前來聲援，並由彭秀春女士代表呼籲社會，響應借款給王家的行動，不要讓王家與張藥房一樣，失去自己建立的家園。記者會後，我鼓勵彭秀春大姊與王瑞霙小姐，他們的辛苦與努力讓台灣社會不斷出現改變的契機。二人在忍不住的淚水下，異口同聲的說「我們都是犧牲者」，這話讓我沈默良久。台灣，離正義與人權的路途還很遙遠，我們得更努力。

 

春雨下的公民課

 

歷史教育的價值在於，讓人知曉他們從何而來，才能為當下劃定座標，也才有可能定位未來走向何方。歷史需要思辨，人們才有機會建立價值與觀點。但是教育部的課綱微調，竟是積極地限縮、割裂與營造單面向的史觀，甚至意圖給予標準答案。

公民教育的意義是，讓人瞭解民主社會裡公共的精神、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以及讓人可以、也願意跨越私領域，走進多元且彼此尊重的公共領域，關心公共事物與議題，成為真正的公民。但是教育部的課綱微調，竟是違背民主的程序，缺乏資訊與議事的公開，甚至漠視教師基本的公民參與權。

當教育的中央主管機關反歷史、反民主，公民豈能沈默？

一群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在年節期間，自主地發起「公民教師行動聯盟」，並在2月5日上午，對教育部主導完成審議的「語文與社會領域課綱微調」進行陳情行動。

這是台灣社會一堂真正且實在的公民課，因為公民教育是實踐的教育而非宣講的教育。而在教育部門口的公民實踐行動裡，讓我們看見公民教育的真正人師，而不只是經師，台灣社會應該慶幸，我們有「說到做到」的公民老師。

這些老師的訴求非常單純，包括暫緩微調課綱、重啟公聽程序；反對黑箱審查、落實程序正義；廣納多元意見、尊重學術專業。這些訴求，只是民主社會的ABC，也只是公民社會的基本道理而已，但台灣的公部門行政體制卻大多與此基本道理背道而馳。

相對於這些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教育部卻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推動公民教育，卻以反民主、反公共領域的方式，保守獨斷、威權荒誕的進行課綱調整。坦白地說，這不僅反教育，甚至是霸凌教育。

春雨忽大忽小的2月5日上午，我在教育部門口，參與並見證高中教師的行動。有幾位老師向我致謝，我告訴這些老師，我只是來補上一堂實實在在的公民課，所以，是做為學習者的我，應謝謝這些老師才對。而這一門真正的公民不服從課程，才剛剛開始，需要更多師、生來參與，履行公民的權力與責任，公民社會才會真正落實。

 

大埔判決，司法成為政府遮羞布

苗栗大埔案區段徵收事件，1月3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判決，確認徵收原告彭秀春（張藥局）、朱樹、黃福記、柯成福等人之處分違法，並撤銷原徵收之處分。當時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決，其實並不偉大，只是該有的救贖。怎知，判決書別有洞天，原來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依舊保守不堪，只是做了一個討好的、匠氣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判決。這個判決，根本連救贖都稱不上，只是醜惡政治的一塊遮羞布罷了。

切割的遊戲

大埔案是配合新訂都市計畫進行的區段徵收。在國科會表示本案與科學園區無關，且提出投資意向書的群創光電也宣布無建廠土地需求下，卻是以竹科竹南基地飽和為由申請開發。更可惡的是，在苗栗縣都市計畫早已供過於求的狀況下，還進行不符比例的大肆圈地，所取（165公頃）遠大於所需（28公頃）。這種不適當、不合理，且毫無開發必要性與正當性，只有土地開發與炒作的都市計畫案，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因此，大埔都市計畫所進行的區段徵收，不僅沒有必要性、公益性，也不符比例原則。而區段徵收行政處分的違法，當然是針對區段徵收的整體而言。也就是說，政府的違法行政處分，就是一件違法的事件，不會因人、因地而有差別或切割，不會對某些人來說是違法行為，而對某些人來說卻不違法。

但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卻以參與「劃地還農」政策就是「認同系爭區段徵收處分」為由，駁回陳文彬等20人之訴。這是便宜行事的切割判決，讓同樣的一件事，可以切分為好二個不同的世界。事實上，就是因為陳文彬等人不認同區段徵收之處分，才會有「劃地還農」政策，法官怎會做出這種倒果為因的判決？此外，區段徵收的違法處分，怎會因為多少人認同而部分不違法？這種司法判決，真的離正義很遙遠。

返還才是正義

沒有公用事業的需要，當然不能以法定程序剝奪憲法保障的財產權。因此，被違法剝奪的財產權，當然必須返還，才會是一個完整、有意義的判決。

但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雖判決原告彭秀春、朱樹、柯成福、黃福記等人勝訴，卻駁回他們土地返還的請求。主要理由是「所有…土地，或現供道路使用，或已因抵價地之分配而分歸參與抵價分配之人取得」，因此「不得對參加人請求將該土地返還」、「客觀上已無法將該土地返還」。

事實當然絕非如此，彭秀春等4人從來不是對其他參加人請求返還，而是對需用土地人與執行機關要求返還，也就是應返還土地的是國家。而「客觀上」能否返還土地，這完全是技術問題。「劃地還農」的政策就是客觀上返還土地，更是政府承認所取大於所需、不符比例的徵地。此外，內政部長李鴻源（1月6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答詢時說「假如最後決定不上訴，就要還地於民，還要再修正都市計畫」。這一切，不正是告訴台灣社會，大埔案真正不能返還的，就是朱阿嬤與張森文先生的生命，除此而外，當然能夠返還。而且，返還才是真正的客觀，也才有實質的正義。

對筆者而言，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只是虛晃一招。因為，勝訴卻拿不回土地，何來勝訴？而敗訴者不需返還土地，何敗之有？這樣的判決，甚至還有鼓勵政府違法之嫌，因為只要造成事實，就能以客觀上無法返還為由，維持其違法濫權的行為，並且以納稅錢埋單補償受害者，等於是懲罰全民。而對浮濫的圈地徵收與炒作行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敗筆可言，簡直就是大勝利。

環境正義的論述早已揭示，土地人權除了基本的財產、工作、生存與居住權外，還要有參與以及反對的權利，以及賠償與回復的權利。因此，賠償與回復是兩件事，行使回復的權利，才能真正懲罰違法者，並且有效嚇阻意圖違法的豺狼。

更重要的是，如果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早在100年6月就做出此一違法判決，也就不會有拆屋、闢路或配地的事實。因此，造成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所謂「客觀上已無法將該土地返還」情況者，正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本身。這樣所謂的情況判決，其實正是在協助主嫌逃脫、脫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無法迴避的責任是，成為強徵與毀家的「共犯」。

最後，筆者再強調一次，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沒有為人民救贖，只是為國家遮羞，甚至早已賠了自己的貞操。這真是一個全民皆輸的判決。

本文刊登於2014/01/29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