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你真的太單純了：給參與「台灣農業前觀」演講的同學

如果真要「前觀」，那就需要辯證

而辯證力量的來源正是「異端」

我無法介紹楊儒門先生，但我可以告訴各位為什麼要找他來。第一，正如生態學的核心概念「diversity」，我認知的大學校園生活必須多元、多樣，才可能豐富、繽紛，而這樣的大學教育也才可能培育出蘊含價值、具有思辯能力、能夠劃出自我生命座標的學生，簡單的說，對於自己該（可）作什麼、不該（可）做什麼，清清楚楚。第二，台灣從50年代以農養工，60～70年代離農之途伴隨經濟起飛、工商繁榮，80年代起家庭即工廠下的農村污染事件逐一浮出檯面，90年代迄今，經濟起落，但台灣農村、農業、農地、農民一路衰敗、傾頹、滅失、凋零，我疑惑「政府在哪裡？我們又在哪裡？」。所以，請楊儒門先生來的動機很單純，刺激你、我。

演講最後有稍稍火花，這是我所樂見的，開場的目的至少表面上達到了。但火花力道不足，原因是對話沒有交集，既無不同、更無對立，當然無法鏗鏘交鋒。對於「農村再生條例」，楊儒門與提問同學（3位碩士班同學）看的方式與看到的事截然不同。提問同學單純就法論法、依法說法，當然會看見立法意旨的良善目的以及部分法條的好，這部分楊儒門並不反對，但楊儒門洞見的是立法背後的整體社會結構，他知道法律用來規範人，同時知道立法、玩法、弄法的也是人。就這樣不同角度、不同方位，當然看的不同，也說的不同，過往單純至極的楊儒門也只能頻說：「同學，你真的太單純了」。

我想提醒各位的是，社會從來就是一個整體，無法切割，立法過程當然無法避免牽涉政治、經濟、社會諸層面，但當代學術發展的迷障在於專業分殊下建立一套獨立、不沾塵埃的觀點，美其名是客觀、中立，其實是脫離現實的意淫。另外，就法論法的專業者（學者、官僚、學生）在立法的討價還價（沾染塵埃）過程，要為誰說話、要向誰妥協，強勢且合流的政經力量是否主宰一切，恐怕才是癥結。所以，我請各位檢驗2000年農發條例修法的良善意旨，8年後達成了多少，製造了多少問題，農業發達了嗎、農村回神了嗎、農地又怎麼了，追根究底看看立法背後的權力運作，也許你也會聞到惡臭，不再「太單純」。

社會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認為，在現代社會裡，人被馴服為一種單面的思想、行為模式，即是「單面向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而生活世界亦被同化而成為一種合理、穩定與規律的結構，整個社會充斥著由理性界定的「幸福意識（happy consciousness）」，並帶著一種舒適的、平順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而心滿意足、心甘情願的被納入體制。現代教育未嘗沒有這樣的問題。

教育的終極價值在於為「未來社會改變、前進的可能」埋下種子，依據經驗值大約15-20年可以看到成果（如同自然演替成為森林），簡言之，如果15-20年後的台灣社會仍然讓人發出「政府在哪裡」的感嘆，專業者仍然客觀的依法論法，顯然教育培育出的是原地踏步、不進則退的新世代，那麼當代的師者（如我）是很失敗的。

單面向的社會很難有「前觀」，要向前走必須有異端啟動辯證。異端會起疑並且質疑，會問「為什麼」與「但是」，會探索與追尋，會發現且嘗試。異端刺探到社會隱晦的痛處，有些人會因此反思，有些人則不舒服而防衛抵禦。楊儒門是異端，將距離中心太近而離真實太遠的我們拉回現實世界。

最後我想說，請別責怪「農民不團結」，那是在責怪整個台灣社會，更是在責怪自己。請問，我們的沈默與農民有何不同，只是我們剛好幸運、幸福的不是農民。而台灣社會長期充斥私領域鬥爭，跨不出公共領域的社會獻身，唉，除非你恰好受害，否則都是沈默的串謀者。

演講結束，我必須負責的告知各位因緣、觀察與思考，同時感謝各位的參與。而辯證才剛要開始。